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境外投资净收入常年为正。
依此，为整个融资平台资产重新配置创造条件。除政府的基建项目下马外，民间的基建项目也不应例外，当时的铁本事件就是因此而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上世纪90年代，如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也走上了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道路，相应地也就出现了东亚国家和地区通常的所谓经济外倾性问题。尤其是如保障房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改造建设等土木建筑项目，不仅带动的相关行业多，而且又可以在城乡很多地方市同时开工，对扩大总需求稳定经济具有显著的作用，其效果不亚于发放消费券。反之，外需减少，不仅出口萎缩，招致投资下降，而且前期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也会为之过剩，导致经济更易偏冷。相应地，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另一重责任就开始显现，即通过压基建来压投资。基建投资又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再次发挥作用，措施是通过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即地方融资平台杠杆来控制基建投资规模，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审批城市地铁项目，控制其融资安排。
它不仅有助于熨平出口导向经济中固有的围绕出口的蛛网波动，而且可以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潜力，在实物形态上累积资产，形成财富，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就住宅业而言，下降速度更快，分别下降28.4%和25.4%。基础数据工作包括两个部分。
其中ICT生产部门的增长率从官方的15.7%被大幅度调高至19.6%，然而非ICT集约使用服务业的增长率却从官方的9%被调低至7.5%。但距离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必然性。这个发现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包括其中最具活力的数字经济，面临着成本上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带来的增长压力（在后续短文中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每一次保增长政策都在加重这个趋势。
在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的情况下，这就会导致对整体经济价格变化的低估和实际增长率的高估。这个发现说明了中国制造业普遍受益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成本下降。
行业间在数字技术集约度上的巨大差异，提高了各个行业内部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之间的相对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行业间的差异。此外，双平减方法也上调了一般制造业（非ICT集约制造业）的增长率，比官方估计提高了17%。如果热衷于重拾计划经济的思维逻辑，那无异于是对数字经济的釜底抽薪。如果仅考虑其中的ICT生产部门和ICT技术集约的制造业部门，数字经济的贡献也达到了40%，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比重。
可以据此判断，官方增长率测算的通常作法是首先使用单平减方法消除各个行业或部门名义产出中的价格因素，从而得到行业不变价的增加值，然后再对所有行业的增加值进行加总以计算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使用双平减并且改变行业加总方法后的重新估计支持了这个判断。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过于迷信权力的力量，本质上不仅否认人类的技术进步源自竞争推动的演化力量，也否认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在WTO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作者：伍晓鹰，北大国发院研究教授 进入专题： 数字经济 。
与所谓的平台经济不同，本文的数字经济视角不是通过数字技术平台进行的任何经济活动，而是国民经济中那些生产电子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硬件（零部件、设备等等）和软件部门，以及在生产中集约使用ICT硬件和软件部门的生产活动。数字经济进步的逻辑不仅否定了任何计划经济的企图，也否定了统计上机械式的、假定投入和产出价格变化一致的简单处理方法。
其二，在服务业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集约使用ICT投入的服务业店商，如果不考虑其投入价格的下降，就会高估其实际增加值。结语与启发 这篇短文从ICT技术进步与价格下降的视角，讨论了官方GDP增长统计中通常使用的价格单平减和固定权重增加值加总方法的问题，并且根据作者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提供了与生产率理论相契合的系统解决方法，辅以修正后各个部门的增长率估计，并且与官方的增长率进行了比较。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测量这个集约度。尽管有了20年的迅速发展，以实际可比劳动生产率衡量，中国ICT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仍然处于全球ICT技术链条的中低端，距离技术前沿尚远。按照我们的方法计算，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加入WTO后2000年代中期年平均约13%下降至新冠疫情之前约4.5%。首先，我们将调整过分类的官方名义GDP时间序列账户作为部门和整体经济的价值控制总量，将其与同样调整过分类的作为行业结构控制总量的投入产出矩阵相结合，重建生产端的价值核算体系框架（依据每五年一次的完整矩阵，通过SUTRAS法建立时间序列）。其一，一个ICT设备生产厂商在生产中需要使用非ICT的中间材料以及各种生产性服务。这是因为基期价格固定了行业或部门权重，即相当于假定某个价格水平下的经济结构恒定不变，但事实上技术进步较快，从而价格下降也较快的行业会较快地扩张，而其他行业的扩张较慢，甚至停止扩张或者出现收缩。
[1] 这篇短文基于以下文献：Liang D. Tao, Harry X. Wu and Kyoji Fukao, 2022. Estimation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ICT Assets and Accumulated ICT Capital Stock. IDE Discussion Paper Vol. 000833; Harry X. Wu and Keiko Ito, 2015.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Output and Income Accounts and Supply-Use and Input-Output Accounts in Time Series, RIETI Discussion Papers, 15-E-004; Harry X. Wu and Zhan Li. 2021. Reassessing China's GDP Growth Performance: An Exploration of The Underestimated Price Effect, RIETI Discussion Papers, 21-E-018; 伍晓鹰、余昌华，2021，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这篇短文如果可能对被增长问题所困扰的政策当局有所建议的话，那就是应该以市场经济的方法，通过不断完善自由竞争和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去推动创意和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升级。
为了满足价格双平减的需要，我们还要通过投入产出矩阵计算该厂商为购买各种投入所支付的平均价格。第二步首先需要解决价格平减问题。
我们的修订工作将官方中国经济在2001至2018年期间的年平均9.9%的GDP增长率下调至8.0%。如果以修正后的整体和部门经济增长率结果为基础，在一个生产函数的框架内（这里我们只考虑其产出部分），我们可以如表二所展示将各个部门经济增长对中国整体经济年平均8%增长的贡献进行分解。
显然，对ICT生产和ICT集约使用的制造业部门来说，以价格双平减方法得到的增长率要远超过官方价格单平减方法得到的结果，其中的ICT生产部门在整个时期的增长速度竟然比官方的估计提高了25%，而ICT集约使用的制造业部门也提高了16%。譬如，同样是主要依靠互联网进行市场经营活动，按照这个ICT集约度方法，批发零售业就被定义为数字经济的行业（近年来迅速崛起的电商就属于这个部门），而住宿餐饮业则不是。表一最为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其中第二部分显示的我们对于第一部分报告的国家统计局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修订。在定期发表的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中（见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对其GDP增长率的具体测算方法提供任何解释或定义，涉及这些问题的官方文献也没有提供透明的、完全可以重复官方增长率的步骤。
价格单平减方法导致的成本偏差 为了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可以简单总结如下：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2001至2018年期间，三个ICT密切相关部门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国加入WTO后2001-2007年已然很高的年平均62%，跃升至危机后前期2007-2012年的78%，随后在2012-2018年略降至74%。
根据我们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在过去20年中 数字经济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高达约三分之二，就是说，它已经主导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表现，以远比整体经济更为强劲的增长克服了其他部门增长放缓甚至收缩的影响。下面的图示选择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现象（以各自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作为其技术进步的替代指标）。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以数字经济的视角讨论部门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前，我们首先在表一报告了修正后的整体经济和部门经济的增长率，并且将其与官方增长率进行了比较。表一显示的结果的确如此，特别是其中的农业、建筑业、非ICT服务业，以及非市场服务业（教育、卫生、政府）的增长率都被下调了，因为单平减方法低估了它们的实际成本（参考前文的例子）。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行业或部门双平减调整后对整体经济增长率影响，取决于我们的加总方法中各个部门在名义GDP中的权重（见前文讨论），也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示权重变化结果。人们也许容易理解对ICT硬件和软件的生产，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通讯及软件业，但是不易把握何谓生产中对ICT的集约使用。与整体经济一样，各个部门的增长率也是通过对各自内部行业的增长率加总得到的。维持农业和建筑业的独立）。
它与价格平减相关，但是性质不同。完成了这个双平减过程后，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总产值指数和实际中间投入指数的关系，计算出该厂商/行业的实际增加值指数，进而得到其实际增长率
经济部门的划分是根据ICT相关程度对我们数据库中全部37个行业重组得到的（基于标准两位数行业分类，略有调整。根据我们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在过去20年中 数字经济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高达约三分之二，就是说，它已经主导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表现，以远比整体经济更为强劲的增长克服了其他部门增长放缓甚至收缩的影响。
显然，假设投入和产出价格变化一致的价格单平减方法错误地引入了一个成本偏差。表一显示的结果的确如此，特别是其中的农业、建筑业、非ICT服务业，以及非市场服务业（教育、卫生、政府）的增长率都被下调了，因为单平减方法低估了它们的实际成本（参考前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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